中國早在明末，宮廷就已經有西洋鐘的傳入。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間，鐘錶也漸漸成為達官顯要的玩物，連和珅都有不少件金鬧錶（請參閱筆者另一篇「從和坤看十八世紀中國的西洋鐘錶」）。不過雖然西洋鐘錶傳入中國的時間甚早，但是似乎並沒有對於中國民間的時間觀念掀起很大的變革。

中國古代民間並沒有一致公認的精準計時系統，所以常會看到什麼一炷香、一盞茶這種時間單位。一般常在古裝劇裡看到更夫所打的更，計算方式是從日落開始一直到日出，將夜晚分成五等分。這就是為什麼半夜是三更，因為三更正好是五等分的中間那段，但是也只是指一段時間而已，並無法很精準地在某一點指出當時正好就是半夜。雖然一直有所謂的十二時辰，乍看之下似乎可以直接轉換成西洋的時制，不過每個朝代的刻鐘算法都略有不同，實際上都以日出、正午以及日落為基礎來微調。也就是說一樣是午時三刻，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季節會指不同的時間，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正午就是中午，幾時幾刻並不重要。

很明顯地，這種時間計算方式會因季節日照時間的出入而產生誤差。這對於習於務農的中國民眾來說也許問題不大，但是對於鐘錶設計師，這簡直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以當時的技術，鐘錶不可能因為日出日落時間的變更而自動做更改，而且這種更改也不利於計時，所以中國的水鐘其實都是需要不斷地依季節微調來運作。西方的鐘錶本身的設計就是一天分成固定的兩個十二小時來運作，其實跟當時中國人所熟悉的計時方式截然不同。儘管在康熙、乾隆年間，宮廷與民間都已經開始有製造鐘錶的工匠，西洋鐘錶對於中國人來說，其實裝飾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

中國的鐘錶市場一開始其實是鐘遠大於錶，不過自十九世紀開始，中國的懷錶市場漸漸打開了，畢竟鐘不像錶，無法隨身帶著把玩炫耀。西方的鐘錶商當然也注意到這個現象，尤其當時中國人習慣買對錶（並非現在的男女對錶，而是兩隻同種錶），以求吉利。一次成交就是兩隻，這對於西方商人當然充滿了吸引力。也因為對於中國人，懷錶是屬於裝飾性質，所以當時西方針對中國市場開發的產品，與一般西方鐘錶有很大的不同。當時的中國人很喜歡用手指撫摸袋中的錶殼，光滑的錶殼反而比有雕刻的粗糙錶殼受歡迎。所以當時出口到中國的錶，機芯有著花俏的雕花設計，但是錶殼反而是彩繪的光滑琺瑯外殼。

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播威（Bovet）看到了中國懷錶的潛在商機：除了達官貴人之外，一般中產階級對懷錶一定也相當嚮往。於是播威採用了銀製的錶殼來取代造價高昂的彩繪琺瑯，並選用一種改良式的複式擒縱（Duplex Escapement，又稱做雙聯式擒縱）的機芯。複式擒縱雖然造價低廉，但是極易磨損而且維修不易，所以西方市場很少見到採用這種擒縱結構的錶，但是這反而變成播威的優勢，並成功的打響名號成為中國懷錶界的第一把交椅。西方其他錶廠看到這現象也爭先恐後地進入中國市場，有些錶廠甚至開始在廣東、上海等地成立公司及組裝廠，一時之間市場出現的鐘錶廠牌令人眼花繚亂。



複式擒縱屬於摩擦歇止式（frictional rest）擒縱，對於機件的耗損是很高的，所以在西方都只用在不耐用的廉價錶上。而中國懷錶上卻有很高的比例是使用這些擒縱系統。在鐘錶歷史上，很少有針對某個區域或是國家針對性的使用某種擒縱系統的例子，但這種改良式的複式擒縱（又稱蟹爪輪）幾乎可以說是只有中國市場獨有。不幸的是，當初會針對中國市場選擇使用複式擒縱也就是因為當時中國市場對於鐘錶的結構所知不多。在鐘錶界，中國複式（Chinese Duplex）也成為當時在中國所流行的懷錶統稱。而另一個暱稱就是華人比較熟悉的所謂大八件，不過這個名稱的起源不明，有些人會歸咎於因為該種懷錶機芯上可以大略分為八個部件，有點類似當時的宮廷甜品擺設方式。之後進入中國市場的其他品牌像是有喴（Juvet）、怡嗱（Guinand）、烏利文（Jaques Ullmann）等也大都延續同樣的設計。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美國大量製造的錶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鐘錶售價也不斷地往下降。有些錶廠甚至推出一些更符合當時中國民情的產品來增加盡爭力，例如：中文時辰或是農曆月份的顯示。由於競爭加劇，導致原本在中國百家爭鳴的歐洲錶廠很多都被迫退出市場。懷錶平民化使得中國使用者也開始注重錶的耐用與準確性，複式擒縱開始被市場主流槓桿式擒縱（Lever Escapement，又稱為馬式擒縱）所取代。隨著鐘錶逐漸進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國人的現代時間觀念也才從原本的西方租界散播到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