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在明末，宫廷就已经有西洋钟的传入。而到了清朝干隆年间，钟表也渐渐成为达官显要的玩物，连和珅都有不少件金闹表（请参阅笔者另一篇「从和坤看十八世纪中国的西洋钟表」）。不过虽然西洋钟表传入中国的时间甚早，但是似乎并没有对于中国民间的时间观念掀起很大的变革。

中国古代民间并没有一致公认的精准计时系统，所以常会看到什么一炷香、一盏茶这种时间单位。一般常在古装剧里看到更夫所打的更，计算方式是从日落开始一直到日出，将夜晚分成五等分。这就是为什么半夜是三更，因为三更正好是五等分的中间那段，但是也只是指一段时间而已，并无法很精准地在某一点指出当时正好就是半夜。虽然一直有所谓的十二时辰，乍看之下似乎可以直接转换成西洋的时制，不过每个朝代的刻钟算法都略有不同，实际上都以日出、正午以及日落为基础来微调。也就是说一样是午时三刻，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季节会指不同的时间，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正午就是中午，几时几刻并不重要。

很明显地，这种时间计算方式会因季节日照时间的出入而产生误差。这对于习于务农的中国民众来说也许问题不大，但是对于钟表设计师，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以当时的技术，钟表不可能因为日出日落时间的变更而自动做更改，而且这种更改也不利于计时，所以中国的水钟其实都是需要不断地依季节微调来运作。西方的钟表本身的设计就是一天分成固定的两个十二小时来运作，其实跟当时中国人所熟悉的计时方式截然不同。尽管在康熙、干隆年间，宫廷与民间都已经开始有制造钟表的工匠，西洋钟表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装饰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中国的钟表市场一开始其实是钟远大于表，不过自十九世纪开始，中国的怀表市场渐渐打开了，毕竟钟不像表，无法随身带着把玩炫耀。西方的钟表商当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尤其当时中国人习惯买对表（并非现在的男女对表，而是两只同种表），以求吉利。一次成交就是两只，这对于西方商人当然充满了吸引力。也因为对于中国人，怀表是属于装饰性质，所以当时西方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产品，与一般西方钟表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中国人很喜欢用手指抚摸袋中的表壳，光滑的表壳反而比有雕刻的粗糙表壳受欢迎。所以当时出口到中国的表，机芯有着花俏的雕花设计，但是表壳反而是彩绘的光滑珐瑯外壳。

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播威（Bovet）看到了中国怀表的潜在商机：除了达官贵人之外，一般中产阶级对怀表一定也相当嚮往。于是播威採用了银制的表壳来取代造价高昂的彩绘珐瑯，并选用一种改良式的复式擒纵（Duplex Escapement，又称做双联式擒纵）的机芯。复式擒纵虽然造价低廉，但是极易磨损而且维修不易，所以西方市场很少见到採用这种擒纵结构的表，但是这反而变成播威的优势，并成功的打响名号成为中国怀表界的第一把交椅。西方其他表厂看到这现象也争先恐后地进入中国市场，有些表厂甚至开始在广东、上海等地成立公司及组装厂，一时之间市场出现的钟表厂牌令人眼花缭乱。



复式擒纵属于摩擦歇止式（frictional rest）擒纵，对于机件的耗损是很高的，所以在西方都只用在不耐用的廉价表上。而中国怀表上却有很高的比例是使用这些擒纵系统。在钟表歷史上，很少有针对某个区域或是国家针对性的使用某种擒纵系统的例子，但这种改良式的复式擒纵（又称蟹爪轮）几乎可以说是只有中国市场独有。不幸的是，当初会针对中国市场选择使用复式擒纵也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市场对于钟表的结构所知不多。在钟表界，中国复式（Chinese Duplex）也成为当时在中国所流行的怀表统称。而另一个暱称就是华人比较熟悉的所谓大八件，不过这个名称的起源不明，有些人会归咎于因为该种怀表机芯上可以大略分为八个部件，有点类似当时的宫廷甜品摆设方式。之后进入中国市场的其他品牌像是有喴（Juvet）、怡嗱（Guinand）、乌利文（Jaques Ullmann）等也大都延续同样的设计。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大量制造的表开始进入中国市场，钟表售价也不断地往下降。有些表厂甚至推出一些更符合当时中国民情的产品来增加尽争力，例如：中文时辰或是农历月份的显示。由于竞争加剧，导致原本在中国百家争鸣的欧洲表厂很多都被迫退出市场。怀表平民化使得中国使用者也开始注重表的耐用与准确性，复式擒纵开始被市场主流槓桿式擒纵（Lever Escapement，又称为马式擒纵）所取代。随着钟表逐渐进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现代时间观念也才从原本的西方租界散播到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