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選購新錶的過程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在報章雜誌的廣告、電影的男主角手上乃至於路邊的櫥窗中看到心儀的錶款，之後剩下的似乎只是打聽出該錶款的型號及價錢，然後就可以去該品牌的代理店把它帶回家。不過這整個選購過程聽起來似乎有點乏味，當你決定了品牌，就選擇其旗下的產品線。決定了產品線，就只能看該款有什麼顏色的錶面跟錶殼材質，最重要的是你喜歡的選擇有沒有貨，也就是說顧客的選擇似乎就被錶廠的框架侷限住。熱門的品牌，大家能挑的樣式並不多，尤其新出的錶款最多也就幾個錶面顏色可供選擇，而大家似乎也就只能鑽研哪一種顏色比較難叫到貨。這也造成市面上手錶的「制服化」，除非是頂級客戶可以花上數千萬跟大廠訂製，一般民眾除了選擇跟個人製錶師購買以外，並沒有什麼展現個人風格的機會。一般人似乎也對此習以為常，沒有想過相較於其他產品如汽車原廠就有提供著大量的選擇性配件給消費者，而飾品成分極重的手錶反而沒這種選擇。

以前的懷錶顧客如果穿越時空看到現在的鐘錶市場可能會大搖其頭，因為十九世紀的懷錶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的年代。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高端市場的懷錶幾乎都是以訂製為主，也就是說從樣式到功能甚至連外殼琺瑯的彩繪全由客人決定，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時的高端懷錶每支幾乎都是獨一無二，充滿了個人風格。儘管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美國的工業製造懷錶開始大量進入市場，一般民眾一樣有眾多的選擇。

當時的懷錶購買流程遠比現在多元化，除了跟現在買錶一樣，購買知名品牌的完成品以外，一般民眾走入錶店，可以根據廠牌、功能（如：碼表或是上鍊方式）跟大小，選擇自己所要的錶芯。這正是當年懷錶消費者的購買方式。選擇了錶芯之後，再根據其大小跟功能選擇與其匹配的錶殼。由於當時的錶店跟現在的銀樓有點類似，除了有許多貴金屬的錶殼可以選擇以外，更提供許多客制服務。從基本的錶殼花紋到鑲刻對自己有獨特意義的字句，錶店都可以完成顧客的要求。有些工匠甚至能將懷錶加入春宮動作人偶，儘管大部分的做工仍屬粗糙，至少可以展現出當時購錶客制化的自由度。


（圖中的鐵盒就是當時用來盛裝錶廠所製造的錶芯，上面有錶芯的廠牌、序號、規格及功能。以前的消費者走進錶店即可根據自己的需求挑選。當時購買懷錶有點類似現代人購買店家自行組裝的電腦，零件仍然由大廠製造，但是是由店家依客戶需求組裝而成。）

想像一下如果走進錶店，接待人員建議你將百達翡麗（Patek Phillipe）的錶芯配上沛納海（Panerai）的外殼來選購，你大概會以為遇到神經病。這是因為現在的消費者反而沒有前人購買懷錶的那些選擇。現在的手錶均以成品來出售，所以任何更動外型設計的手段都會被錶廠視為「改造」而拒絕為其保養或是背書。雖然這可以確保原廠的形象不被消費者破壞，但是相對的也大大限制住購買者的選擇權。車子買來還可以稍微更動一下外觀跟內裝，但是錶買來除了刻刻字以外（現在能刻字的部分也越來越少），根本沒有什麼個人化的風格自由度。

筆者每每購得古董懷錶時，從簡單的長輩問候到精雕細琢的家紋雕刻，都可以看到前人所遺留下來的痕跡，現今鐘錶市場提供顧客的選擇反而相形見拙。最近正逢鐘錶產業下滑，每家錶廠無不絞盡腦汁推出更多的選擇來擴大目標客群。如果有錶廠願意推出所謂的客制化選購流程，也就是針對每一位顧客的喜好跟需求，提供多元化的錶殼、錶面甚至於功能的話，筆者以為應該會讓消費者有更多的共鳴而想要訂購一隻真正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名牌手錶。這種錶才真的能稱得上是讓配戴者展現個人品味的手錶。

早年的怀錶由于是手工制作，一直没有什么标准的大小可言。当錶匠将錶芯制作完成之后，就会将成品交给制作錶壳的工匠，而錶壳的工匠就会针对该錶芯的大小打造出錶壳。这种一对一的打造方式自然不需要制订什么标准尺寸。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出身英国兰开夏（Lancashire）的约翰．怀克里（John Wycherley，1817-1891年）制定出了一套怀錶大小的度量衡机制。该机制以錶芯的直径为准，一号（Size 1）定义为1又5/30 英吋，然后以1/30英吋为进位单位。例如六号（Size 6）为1又11/30 英吋，也就是1又5/30 英吋加上六个1/30英吋的结果。这个测量方法被称做「兰开夏錶计系统（Lancashire watch gauge system）」。不过对于当时还在用手工制作钟錶的欧洲而言，这标准根本不切实际。

然而对于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来说，由于美国钟錶业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工业化制造起家，统一规格自然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兰开夏錶计系统」反而是在1860年代率先被美国的钟錶厂给採用。因为怀錶錶芯的尺寸被统一了，所以美国怀錶正式进入了零件可互相替换的时代，也就是说怀錶錶芯跟錶壳可以跨厂牌地交互替换组装。不过当时欧洲的钟錶制造商对这种概念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用笨拙的机器制造出来的钟錶怎么可能比得上巧手工匠细心打磨调校出来的成品，所以当时欧洲的怀錶还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大小衡量单位。但是当时为了要争取美国广大的市场，一些为了出口到美国的欧洲钟錶厂商也就必须依照美国买家开出来的规格来比照制作，例如当时的百达翡丽（Patek Phillipe）就有出口怀錶錶芯给美国的蒂芙尼（Tiffany & Co.）。不过当时欧洲本土并没有像美国一样有一个标准的怀錶大小衡量系统。

对于高端钟錶市场而言，有没有一个标准尺寸并不重要，因为很多都是订制品或是少量制造的产品。但是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工业制造出来的錶有着品质一致跟维修方便的优势，所以当时欧洲的钟錶业在中产阶级市场被美国錶厂打得东倒西歪。于是在十九世纪末期，瑞士钟錶业也渐渐开始採用工业化的制錶流程，也因如此欧洲才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怀錶大小衡量系统。不过当时的欧洲并未採用「兰开夏錶计系统」，而是任性地使用了一个以法国吋为基础的系统。法国吋（pouce）略长于英吋，而且是以十二分之一为单位（ligne）来计算，所以欧洲的怀錶大小衡量系统就称为「利涅系统（Ligne system）」。

一般而言，目前怀錶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还是以美国所使用的兰开夏系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古董怀錶的交易主力比较集中在欧洲的高端古董怀錶，高端欧洲古董怀錶较少採用标准的衡量系统。而中等价位怀錶则是美国怀錶的天下，所以现在反而是兰开夏系统还比利涅系统更常见一点。以下就是各系统间的尺寸换算表，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尺寸都是以怀錶錶芯的直径为测量标准，而无法真正用来衡量怀錶的实际大小，因为所选用錶壳的厚度不同就会发生一样大小的錶芯却有不同实体大小的情况发生。

早年的懷錶由於是手工製作，一直沒有什麼標準的大小可言。當錶匠將錶芯製作完成之後，就會將成品交給製作錶殼的工匠，而錶殼的工匠就會針對該錶芯的大小打造出錶殼。這種一對一的打造方式自然不需要制訂什麼標準尺寸。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出身英國蘭開夏（Lancashire）的約翰．懷克里（John Wycherley，1817-1891年）制定出了一套懷錶大小的度量衡機制。該機制以錶芯的直徑為準，一號（Size 1）定義為1又5/30 英吋，然後以1/30英吋為進位單位。例如六號（Size 6）為1又11/30 英吋，也就是1又5/30 英吋加上六個1/30英吋的結果。這個測量方法被稱做「蘭開夏錶計系統（Lancashire watch gauge system）」。不過對於當時還在用手工製作鐘錶的歐洲而言，這標準根本不切實際。

然而對於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國來說，由於美國鐘錶業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工業化製造起家，統一規格自然非常重要，所以這個「蘭開夏錶計系統」反而是在1860年代率先被美國的鐘錶廠給採用。因為懷錶錶芯的尺寸被統一了，所以美國懷錶正式進入了零件可互相替換的時代，也就是說懷錶錶芯跟錶殼可以跨廠牌地交互替換組裝。不過當時歐洲的鐘錶製造商對這種概念是嗤之以鼻，他們認為用笨拙的機器製造出來的鐘錶怎麼可能比得上巧手工匠細心打磨調校出來的成品，所以當時歐洲的懷錶還是沒有一個標準的大小衡量單位。但是當時為了要爭取美國廣大的市場，一些為了出口到美國的歐洲鐘錶廠商也就必須依照美國買家開出來的規格來比照製作，例如當時的百達翡麗（Patek Phillipe）就有出口懷錶錶芯給美國的蒂芙尼（Tiffany & Co.）。不過當時歐洲本土並沒有像美國一樣有一個標準的懷錶大小衡量系統。

對於高端鐘錶市場而言，有沒有一個標準尺寸並不重要，因為很多都是訂製品或是少量製造的產品。但是對於一般大眾來說，工業製造出來的錶有著品質一致跟維修方便的優勢，所以當時歐洲的鐘錶業在中產階級市場被美國錶廠打得東倒西歪。於是在十九世紀末期，瑞士鐘錶業也漸漸開始採用工業化的製錶流程，也因如此歐洲才開始有了一個統一的懷錶大小衡量系統。不過當時的歐洲並未採用「蘭開夏錶計系統」，而是任性地使用了一個以法國吋為基礎的系統。法國吋（pouce）略長於英吋，而且是以十二分之一為單位（ligne）來計算，所以歐洲的懷錶大小衡量系統就稱為「利涅系統（Ligne system）」。

一般而言，目前懷錶市場上比較常見的還是以美國所使用的蘭開夏系統，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目前古董懷錶的交易主力比較集中在歐洲的高端古董懷錶，高端歐洲古董懷錶較少採用標準的衡量系統。而中等價位懷錶則是美國懷錶的天下，所以現在反而是蘭開夏系統還比利涅系統更常見一點。以下就是各系統間的尺寸換算表，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尺寸都是以懷錶錶芯的直徑為測量標準，而無法真正用來衡量懷錶的實際大小，因為所選用錶殼的厚度不同就會發生一樣大小的錶芯卻有不同實體大小的情況發生。

如果在錶界说到「Audemars（奥德玛斯）」，一般人的反应大概就是「Audemars Piguet（爱彼錶）」。爱彼创立于1875年，为目前歷史最悠久的独立錶厂之一，其近年来在市场上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更是可以说是市面上极少数还是由原家族所经营的錶厂。也就是因为爱彼錶的盛名，导致歷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另一个品牌「Audemars」几乎被埋没了。在十九世纪，「Audemars」可是鼎鼎大名的高级钟錶品牌，不过当时的「Audemars」跟现在的爱彼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曹操跟曹格的关系，顶多可以说是同姓的远亲，但是在钟錶业务上可以说是完全无关。

在十九世纪初期，瑞士并没有像今日如此众多的钟錶品牌。大部分都是錶匠的个人工坊，以手工制作出錶芯或是其他零件之后外销到其他地方进行组装并挂上其他人的牌子贩售，地位有点类似台湾今日的代工厂。1811年，路易斯．班杰明．奥德玛斯（Louis-Benjamin Audemars）在瑞士瓦莱德儒（Vallée de Joux）创立了「Audemars」这个公司，一开始也是以生产錶芯为主，不过到十九世纪中期则终于成为当地极少数的独立制錶厂，也就是成品挂上了「Audemars」的自家品牌，而不是为其他品牌抬轿。当时的「Audemars」，与「Varcheron Constatin（江诗丹顿）」以及「Patek Phillipe（百达翡丽）」并驾齐驱，可以说是瑞士的三大顶级钟錶品牌。不过做錶跟做生意其实是两门学问，尽管制作的产品极为精良，「Audemars」跟后来的百达翡丽一样都面临破产的命运。

而后来因为爱彼的崛起，很多人甚至以为十九世纪的「Audemars」怀錶就是现今爱彼錶的前身。实际上爱彼錶在十九世纪并非家喻户晓的品牌，对于古董錶收藏家而言，「Audemars」的如雷贯耳并非爱彼的关系。「Audemars」在1885年破产之后，其家族的后人又分别成立了三家不同的钟錶公司：「Audemars Frères」、「François Audemars Fils」及「Louis Audemars & Cie」。不过这些公司并没有在当时竞争激烈的钟錶工业中杀出一条血路，而相继在二十世纪初期结束营业（最后一家在1909年关闭）。也就是因为品牌中都有「Audemars」这个名称，导致后世很难分清楚到底哪个「Audemars」怀錶是哪家公司的产品。之前在「十九世纪时期的瑞士钟錶品牌」的一文有提到，目前被钟錶集团所收购的品牌都是被精心挑选过的。尽管「Audemars」在十九世纪是个一线品牌，可能是因为与爱彼的名称太过相似，导致没有集团想要收购这个品牌并加以包装及经营，而「Audemars」当年的盛名也似乎被爱彼给吸收了。

其实「Audemars」这个品牌实际上还是由其后人所「经营」。购买古董錶的人大都知道，如果所购买錶的厂商如果目前还在经营的话，是可以跟原厂申请证明的。比如说当时的百达翡丽有帮蒂芙尼（Tiffany & Co.）制作怀錶錶芯，尽管怀錶品牌是属于蒂芙尼，但是还是可以根据錶芯上的序号跟百达翡丽申请相关的证明。虽然「Audemars」现在已经没有继续在制作钟錶，但是其高龄78岁的后人Paul Audemars仍然守护着该品牌，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当然所谓的售后服务并非维修，毕竟当年的零件早就没库存了，而是提供所谓的原厂认证服务。买到「Audemars」怀錶的收藏家，可以根据其錶芯上的序号向原厂查询錶壳或是功能是否与记录相符，也可已藉此得知当时的买家是谁。不过因为经过百年以上，目前的记录也有欠缺，所以不见得一定可以找到该笔资料。「Audemars」的古董怀錶在拍卖市场的行情并没有比百达翡丽低多少，所以如果有幸购得这个品牌的藏家不妨花个二十英镑跟「原厂」申请个出生证明吧！

「Audemars」的网址为 http://audemars.co.uk

路易斯．班杰明．奥德玛斯的图像经Paul Audemars授权使用，版权为原作者所有。The portrait image of Louis-Benjamin Audemars is the courtesy and property of Paul Audemars.

如果在錶界說到「Audemars（奧德瑪斯）」，一般人的反應大概就是「Audemars Piguet（愛彼錶）」。愛彼創立於1875年，為目前歷史最悠久的獨立錶廠之一，其近年來在市場上的成就可以說是有目共睹，更是可以說是市面上極少數還是由原家族所經營的錶廠。也就是因為愛彼錶的盛名，導致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另一個品牌「Audemars」幾乎被埋沒了。在十九世紀，「Audemars」可是鼎鼎大名的高級鐘錶品牌，不過當時的「Audemars」跟現在的愛彼之間的關係大概就是曹操跟曹格的關係，頂多可以說是同姓的遠親，但是在鐘錶業務上可以說是完全無關。

在十九世紀初期，瑞士並沒有像今日如此眾多的鐘錶品牌。大部分都是錶匠的個人工坊，以手工製作出錶芯或是其他零件之後外銷到其他地方進行組裝並掛上其他人的牌子販售，地位有點類似台灣今日的代工廠。1811年，路易斯．班傑明．奧德瑪斯（Louis-Benjamin Audemars）在瑞士瓦萊德儒（Vallée de Joux）創立了「Audemars」這個公司，一開始也是以生產錶芯為主，不過到十九世紀中期則終於成為當地極少數的獨立製錶廠，也就是成品掛上了「Audemars」的自家品牌，而不是為其他品牌抬轎。當時的「Audemars」，與「Varcheron Constatin（江詩丹頓）」以及「Patek Phillipe（百達翡麗）」並駕齊驅，可以說是瑞士的三大頂級鐘錶品牌。不過做錶跟做生意其實是兩門學問，儘管製作的產品極為精良，「Audemars」跟後來的百達翡麗一樣都面臨破產的命運。

而後來因為愛彼的崛起，很多人甚至以為十九世紀的「Audemars」懷錶就是現今愛彼錶的前身。實際上愛彼錶在十九世紀並非家喻戶曉的品牌，對於古董錶收藏家而言，「Audemars」的如雷貫耳並非愛彼的關係。「Audemars」在1885年破產之後，其家族的後人又分別成立了三家不同的鐘錶公司：「Audemars Frères」、「François Audemars Fils」及「Louis Audemars & Cie」。不過這些公司並沒有在當時競爭激烈的鐘錶工業中殺出一條血路，而相繼在二十世紀初期結束營業（最後一家在1909年關閉）。也就是因為品牌中都有「Audemars」這個名稱，導致後世很難分清楚到底哪個「Audemars」懷錶是哪家公司的產品。之前在「十九世紀時期的瑞士鐘錶品牌」的一文有提到，目前被鐘錶集團所收購的品牌都是被精心挑選過的。儘管「Audemars」在十九世紀是個一線品牌，可能是因為與愛彼的名稱太過相似，導致沒有集團想要收購這個品牌並加以包裝及經營，而「Audemars」當年的盛名也似乎被愛彼給吸收了。

其實「Audemars」這個品牌實際上還是由其後人所「經營」。購買古董錶的人大都知道，如果所購買錶的廠商如果目前還在經營的話，是可以跟原廠申請證明的。比如說當時的百達翡麗有幫蒂芙尼（Tiffany & Co.）製作懷錶錶芯，儘管懷錶品牌是屬於蒂芙尼，但是還是可以根據錶芯上的序號跟百達翡麗申請相關的證明。雖然「Audemars」現在已經沒有繼續在製作鐘錶，但是其高齡78歲的後人Paul Audemars仍然守護著該品牌，並提供相關的「售後服務」。當然所謂的售後服務並非維修，畢竟當年的零件早就沒庫存了，而是提供所謂的原廠認證服務。買到「Audemars」懷錶的收藏家，可以根據其錶芯上的序號向原廠查詢錶殼或是功能是否與記錄相符，也可已藉此得知當時的買家是誰。不過因為經過百年以上，目前的記錄也有欠缺，所以不見得一定可以找到該筆資料。「Audemars」的古董懷錶在拍賣市場的行情並沒有比百達翡麗低多少，所以如果有幸購得這個品牌的藏家不妨花個二十英鎊跟「原廠」申請個出生證明吧！

「Audemars」的網址為 http://audemars.co.uk

路易斯．班傑明．奧德瑪斯的圖像經Paul Audemars授權使用，版權為原作者所有。The portrait image of Louis-Benjamin Audemars is the courtesy and property of Paul Audemars.

在现今瑞士钟錶集团的强势行销下，一般大众对于许多品牌自然耳熟能详。随着许多新钟錶品牌不断地出现，许多老品牌也不断地强调其悠久的歷史传承。先且不论现在这些老牌錶公司除了名称以外，是否与当年的公司还有关连。拿「Breguet（宝玑）」来说吧，其商标就自豪地标上「Depuis 1775」，也就是亚伯拉罕．路易斯．布雷盖（Abraham-Louis Bréguet）创立该品牌的年份。虽然这些老公司的创立年份都是毫无疑问地有迹可寻，但是在十九世纪时的瑞士，这些品牌是否真是如同广告中所宣称的「以制作高级钟錶」闻名呢？

一般来说，钟錶品牌的建立都是环绕在一个基本条件：杰出的钟錶师。就算在现代，也还是有一些新品牌是由杰出的钟錶设计师为名所创立的。当一名钟錶制作专家屡屡制作出令世人赞嘆的作品之后，他的名字自然就成为一个品质保证。当然也有一些品牌一开始是以代工或是制作钟錶零件起家。十九世纪正好就是钟錶工艺逐渐从钟錶师的个人工坊发展转型成为制錶工厂的时期，目前市面上知名的瑞士钟錶品牌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创立于十九世纪。以杰出制錶师为出发点的品牌当然就有一个先天优势，也就是该品牌在创立之时就已经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光环，但是其中的关键在于第一代制錶师交棒之后，其接手的下一代是否能延续上一代的做工与品质。尤其在竞争激烈且钟錶科技一日千里的十九世纪，光守成只会被市场给淘汰掉，是否能持续地创新也是不被淘汰的重点之一。

那么十九世纪的知名瑞士钟錶品牌到底有哪些呢？其实这么命题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盲点，那就是十九世纪的瑞士钟錶并不像现在在世界上享有压倒性的声誉。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仍然是世界的钟錶中心，而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又以工业化制錶将瑞士钟錶业打得东倒西歪，所以瑞士制钟錶并不像现在有着「瑞士制造」的光环，当然这并不代表当时的瑞士没有杰出的钟錶品牌。在今天广告及行销文案满天飞的情况下，不要说钟錶资讯相对封闭的东亚，就连欧美的钟錶相关报导也被现代钟錶集团的庞大行销预算洗到很难去分辨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宣传。能够判定十九世纪瑞士钟錶品牌知名度的方法似乎就只能去翻阅十九世纪时的报纸来看看当时的真实情况到底是如何，于是笔者以「Journal de Genève（日内瓦时报）」及「Gazette de Lausanne（洛桑公报）」为基础，搜寻了十九世纪的钟錶相关报导。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知名瑞士品牌「Breguet（宝玑）」，尽管其创立者为瑞士人，在十九世纪并不被视为瑞士品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猜猜看当年「Breguet」是哪一国的品牌），所以在瑞士报导中很少被提及。

其实在十九世纪初期，瑞士钟錶工业相对安静，最有名的品牌就是「Varcheron Constatin（江诗丹顿）」。不过这一切在1843年6月2日一则小小的新闻刊登之后改变了一切：旅居瑞士的波兰制錶师Antoine Norbert de Patek正式归化成瑞士公民。这位Patek就是后来「Patek Phillipe（百达翡丽）」的创办人之一，而数年后「Patek Phillipe」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瑞士知名品牌。在十九世纪中期，可以称为瑞士顶尖钟錶品牌为「Audemars（并非现在的爱彼）」、「Patek Phillipe」及「Varcheron Constatin」。其他像是「Aubert Frères」、「Favre」、「Grandjean」、「 LeCoultre」、「Moynier」、「Morhardt」及「 Perey Piguet」等品牌也算是小有名气。到了1870年左右，瑞士的钟錶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除了上述品牌以外，「Badollet」、「Ekegren」、「James Nardin」、「Jules Jurgensen（严格说起来应该算是丹麦品牌，不过几乎都在瑞士制造，之后其实也几乎都在瑞士营业）」、「Matile」及「Ulysses Nardin」也逐渐挤入知名品牌的行列。十九世纪末期已经是百家争鸣的时期，有些除了有些新品牌如「Longines（浪琴）」、「Meylan」及「Montandon」偶而出现在得奖名单上以外，顶级品牌的地位基本上还是由前述少数几个品牌所称霸着。

现在每一个瑞士钟錶品牌自然都宣称他们在当年是如何地「以制作精美钟錶」闻名，这是因为目前市面上九成以上的瑞士知名品牌都是被集团併购的结果。若非有行销操作空间的品牌，根本不会获得财团青睐，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瑞士钟錶品牌都渊远流长，而是这些为人所知的钟錶品牌是被财团所精心挑选过的佼佼者。如果某个瑞士品牌成立的年代甚早却在前面没有提及，例如「Blancpain（宝珀）」，就有可能是该品牌在当年新闻报导的能见度不是很高。当然也有许多百年前的知名品牌，因为没有经营下去而被打入冷宫，所以现代人反而不熟悉。

笔者在此举几个例子吧。「Huguenin」这品牌的控制权据闻一直还是在其家族手中，但是一来十九世纪的「Huguenin」有不少分支，二来今天的「Huguenin」也专注在贵金属铸造而非钟錶。「Aubert Frères」在今天虽然还有在经营钟錶业，但是其背后的拥有者据信也跟十九世纪的经营者没什么关连，而该品牌因为没有财团的行销实力，也就不广为人所知。「Jules Jurgensen」是十九世纪极为出名的高级钟錶品牌，该品牌一直到今天还是存在着，不过中间一度消沈几十年。除非是古董錶收藏家，不然该品牌在现代人眼中根本没没无名，这还算是至少近年来有转手的品牌。一些像是「Montandon」（现在好像已经有同名的瑞士香肠制造商），这数十年甚至连品牌交易的新闻都没有。但是这些歇业数十年的品牌，一旦有财团评估有行销开发价值而愿意注入资金经营，随时都可以「復活」。就好像歇业已久的宝芝林（当年黄飞鸿开的药馆），若有现代药厂向黄飞鸿后人购买其商标权（如果后人有持续保持其註册地位的话），就可以以宝芝林的名义再度贩售药品一般。近几年又重现江湖的「Bovet（播威）」就是最好的实例。

在現今瑞士鐘錶集團的強勢行銷下，一般大眾對於許多品牌自然耳熟能詳。隨著許多新鐘錶品牌不斷地出現，許多老品牌也不斷地強調其悠久的歷史傳承。先且不論現在這些老牌錶公司除了名稱以外，是否與當年的公司還有關連。拿「Breguet（寶璣）」來說吧，其商標就自豪地標上「Depuis 1775」，也就是亞伯拉罕．路易斯．布雷蓋（Abraham-Louis Bréguet）創立該品牌的年份。雖然這些老公司的創立年份都是毫無疑問地有跡可尋，但是在十九世紀時的瑞士，這些品牌是否真是如同廣告中所宣稱的「以製作高級鐘錶」聞名呢？

一般來說，鐘錶品牌的建立都是環繞在一個基本條件：傑出的鐘錶師。就算在現代，也還是有一些新品牌是由傑出的鐘錶設計師為名所創立的。當一名鐘錶製作專家屢屢製作出令世人讚嘆的作品之後，他的名字自然就成為一個品質保證。當然也有一些品牌一開始是以代工或是製作鐘錶零件起家。十九世紀正好就是鐘錶工藝逐漸從鐘錶師的個人工坊發展轉型成為製錶工廠的時期，目前市面上知名的瑞士鐘錶品牌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創立於十九世紀。以傑出製錶師為出發點的品牌當然就有一個先天優勢，也就是該品牌在創立之時就已經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與光環，但是其中的關鍵在於第一代製錶師交棒之後，其接手的下一代是否能延續上一代的做工與品質。尤其在競爭激烈且鐘錶科技一日千里的十九世紀，光守成只會被市場給淘汰掉，是否能持續地創新也是不被淘汰的重點之一。

那麼十九世紀的知名瑞士鐘錶品牌到底有哪些呢？其實這麼命題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盲點，那就是十九世紀的瑞士鐘錶並不像現在在世界上享有壓倒性的聲譽。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仍然是世界的鐘錶中心，而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美國又以工業化製錶將瑞士鐘錶業打得東倒西歪，所以瑞士製鐘錶並不像現在有著「瑞士製造」的光環，當然這並不代表當時的瑞士沒有傑出的鐘錶品牌。在今天廣告及行銷文案滿天飛的情況下，不要說鐘錶資訊相對封閉的台灣，就連歐美的鐘錶相關報導也被現代鐘錶集團的龐大行銷預算洗到很難去分辨哪些是史實、哪些是宣傳。能夠判定十九世紀瑞士鐘錶品牌知名度的方法似乎就只能去翻閱十九世紀時的報紙來看看當時的真實情況到底是如何，於是筆者以「Journal de Genève（日內瓦時報）」及「Gazette de Lausanne（洛桑公報）」為基礎，搜尋了十九世紀的鐘錶相關報導。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知名瑞士品牌「Breguet（寶璣）」，儘管其創立者為瑞士人，在十九世紀並不被視為瑞士品牌（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猜猜看當年「Breguet」是哪一國的品牌），所以在瑞士報導中很少被提及。

其實在十九世紀初期，瑞士鐘錶工業相對安靜，最有名的品牌就是「Varcheron Constatin（江詩丹頓）」。不過這一切在1843年6月2日一則小小的新聞刊登之後改變了一切：旅居瑞士的波蘭製錶師Antoine Norbert de Patek正式歸化成瑞士公民。這位Patek就是後來「Patek Phillipe（百達翡麗）」的創辦人之一，而數年後「Patek Phillipe」就成為家喻戶曉的瑞士知名品牌。在十九世紀中期，可以稱為瑞士頂尖鐘錶品牌為「Audemars（並非現在的愛彼）」、「Patek Phillipe」及「Varcheron Constatin」。其他像是「Aubert Frères」、「Favre」、「Grandjean」、「 LeCoultre」、「Moynier」、「Morhardt」及「 Perey Piguet」等品牌也算是小有名氣。到了1870年左右，瑞士的鐘錶品牌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除了上述品牌以外，「Badollet」、「Ekegren」、「James Nardin」、「Jules Jurgensen（嚴格說起來應該算是丹麥品牌，不過幾乎都在瑞士製造，之後其實也幾乎都在瑞士營業）」、「Matile」及「Ulysses Nardin」也逐漸擠入知名品牌的行列。十九世紀末期已經是百家爭鳴的時期，有些除了有些新品牌如「Longines（浪琴）」、「Meylan」及「Montandon」偶而出現在得獎名單上以外，頂級品牌的地位基本上還是由前述少數幾個品牌所稱霸著。

現在每一個瑞士鐘錶品牌自然都宣稱他們在當年是如何地「以製作精美鐘錶」聞名，這是因為目前市面上九成以上的瑞士知名品牌都是被集團併購的結果。若非有行銷操作空間的品牌，根本不會獲得財團青睞，所以並不是所有的瑞士鐘錶品牌都淵遠流長，而是這些為人所知的鐘錶品牌是被財團所精心挑選過的佼佼者。如果某個瑞士品牌成立的年代甚早卻在前面沒有提及，例如「Blancpain（寶珀）」，就有可能是該品牌在當年新聞報導的能見度不是很高。當然也有許多百年前的知名品牌，因為沒有經營下去而被打入冷宮，所以現代人反而不熟悉。

筆者在此舉幾個例子吧。「Huguenin」這品牌的控制權據聞一直還是在其家族手中，但是一來十九世紀的「Huguenin」有不少分支，二來今天的「Huguenin」也專注在貴金屬鑄造而非鐘錶。「Aubert Frères」在今天雖然還有在經營鐘錶業，但是其背後的擁有者據信也跟十九世紀的經營者沒什麼關連，而該品牌因為沒有財團的行銷實力，也就不廣為人所知。「Jules Jurgensen」是十九世紀極為出名的高級鐘錶品牌，該品牌一直到今天還是存在著，不過中間一度消沈幾十年。除非是古董錶收藏家，不然該品牌在現代人眼中根本沒沒無名，這還算是至少近年來有轉手的品牌。一些像是「Montandon」（現在好像已經有同名的瑞士香腸製造商），這數十年甚至連品牌交易的新聞都沒有。但是這些歇業數十年的品牌，一旦有財團評估有行銷開發價值而願意注入資金經營，隨時都可以「復活」。就好像歇業已久的寶芝林（當年黃飛鴻開的藥館），若有現代藥廠向黃飛鴻後人購買其商標權（如果後人有持續保持其註冊地位的話），就可以以寶芝林的名義再度販售藥品一般。近幾年又重現江湖的「Bovet（播威）」就是最好的實例。

一般人在购买手錶的时候，很少会去思考到所谓维修或是保养的问题。看到橱窗里华丽的手錶，以为手錶跟一般首饰一样，只要擦拭干净就可以永久保存下去。其实手錶跟一般会运作的机械一样，无论机械錶或是石英錶，都会有润滑跟磨损的问题。石英錶还更多了电路版老化跟电池漏液的风险，所以定时保养是不可或缺的。可惜很多人往往都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惊觉，在錶商印刷精美的广告文宣后面，很多似乎都漏掉了维修及保养的讯息。

在现在知名的錶厂大都隶属相同集团的情况下，常常就会出现一家维修中心要负责该集团所有的品牌维修。消费者将一只售价等同一台轿车的錶交给经销商送修，可是在后端其实是跟一群平价名牌錶一样，都是同一个单位在负责。可以想见一个负责集团十几个品牌、数百种錶款的维修中心是如何繁忙。很多錶厂在追求产品外观酷炫的同时，似乎也忽略了后续维修的问题。很多錶壳或是机芯的改造设计其实都不利于维修，所以当手錶出现问题的时候，錶厂一旦将责任归咎给消费者，消费纠纷就时有可闻。笔者强烈建议在购买高价新錶之前，务必要将售后服务列入考量的范围。

以上都还只是属于原厂的售后服务范畴。对原厂来说，售后服务能越精简越好，因为卖新錶的利润远高于维修。但是对坊间钟錶维修人员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坊间钟錶师傅只能分食原厂维修之外剩下的市场。在原厂代理商旗下工作的钟錶维修人员至少还能叫到原厂零件，独立钟錶师傅要取得原厂零件已经日益困难。在现今各大錶厂拒绝提供对外提供零件的情况下，除了洗油之外，一般坊间师傅能做的维修项目缩小了许多。

七零年代之后，石英錶的出现逐渐改变了钟錶维修的生态。因为石英錶可供手工维修的部件变少，除了换换电池、改改錶带，剩下顶多就是更换防水垫圈或是上油。加上石英錶的售价普遍不高，很多使用者会选择直接汰换，而不会选择维修。一只石英錶的电池至少两年才需要更换一次，换一次电池的费用不到美金十元，试问坊间钟錶维修人员光靠更换电池要如何维持生计？也许是在庞大的生计压力下，坊间开始出现一些不肖钟錶师傅，当顾客拿没电的手錶去换电池的时候，刻意推销一些不必要的保养，藉以提高收费。更有甚者，当顾客拒绝保养时，会故意在原本良好的电路版上动手脚，导致原本只是没电的手錶真正变成故障錶。

跟石英錶不同的是，机械錶的精准度是需要定时洗油跟调整才能维持的，加上大部分的机械錶售价较高，所以一般民众对于机械錶的保养接受度较高。机械錶洗油的标准步骤是将所有机芯部件拆开，用溶液将每个零件上的油渍、灰尘及氧化部分清洗干净，并在各承轴部位点上润滑油之后再重新拼装起来。装好之后再测试是否运作正常并做校时的动作。洗一只普通的机械錶，就需耗时数小时，而测试时间更要一两天以上。所以当坊间出现錶师傅用过低的价格承揽洗油业务的时候，就要思考是否背后的步骤有被省略。尤其在现今手錶逐渐从计时工具成为饰品的情况下，洗油考验的不单单只是维修人员的校时能力，更是考验着他们的细心程度。因为如何在这拆解过程不损伤錶的外壳与零件，在在都是考验錶师傅的经验与功力。

笔者常常在送修过程中，遇到全身珠光宝气的顾客跟錶店的师傅杀价：「洗油这么贵？算便宜一点啦，我汽车换油也没么贵！」。手錶部件精细，比起所谓的换机油，难易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是中文上「洗油」与「换机油」字面上相近，因为实际上手錶洗油的过程反而比较接近所谓的塘缸，毕竟换油是不用把引擎整个拆解开来的。笔者倒是非常建议对钟錶有兴趣的朋友，买一个便宜的机械錶或是机芯（便宜的中国制海鸥是个好选择），实际体验一下把錶重新拆开再组合回去。这就可以体会为什么錶师傅洗一只高级机械錶的收费如此，因为除了工钱，你买的是他的经验、器材投资还有背后承担的风险啊！

一般人在購買手錶的時候，很少會去思考到所謂維修或是保養的問題。看到櫥窗裡華麗的手錶，以為手錶跟一般首飾一樣，只要擦拭乾淨就可以永久保存下去。其實手錶跟一般會運作的機械一樣，無論機械錶或是石英錶，都會有潤滑跟磨損的問題。石英錶還更多了電路版老化跟電池漏液的風險，所以定時保養是不可或缺的。可惜很多人往往都是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才驚覺，在錶商印刷精美的廣告文宣後面，很多似乎都漏掉了維修及保養的訊息。

在現在知名的錶廠大都隸屬相同集團的情況下，常常就會出現一家維修中心要負責該集團所有的品牌維修。消費者將一隻售價等同一台轎車的錶交給經銷商送修，可是在後端其實是跟一群平價名牌錶一樣，都是同一個單位在負責。可以想見一個負責集團十幾個品牌、數百種錶款的維修中心是如何繁忙。很多錶廠在追求產品外觀酷炫的同時，似乎也忽略了後續維修的問題。很多錶殼或是機芯的改造設計其實都不利於維修，所以當手錶出現問題的時候，錶廠一旦將責任歸咎給消費者，消費糾紛就時有可聞。筆者強烈建議在購買高價新錶之前，務必要將售後服務列入考量的範圍。

以上都還只是屬於原廠的售後服務範疇。對原廠來說，售後服務能越精簡越好，因為賣新錶的利潤遠高於維修。但是對坊間鐘錶維修人員來說，情況正好相反，因為坊間鐘錶師傅只能分食原廠維修之外剩下的市場。在原廠代理商旗下工作的鐘錶維修人員至少還能叫到原廠零件，獨立鐘錶師傅要取得原廠零件已經日益困難。在現今各大錶廠拒絕提供對外提供零件的情況下，除了洗油之外，一般坊間師傅能做的維修項目縮小了許多。

七零年代之後，石英錶的出現逐漸改變了鐘錶維修的生態。因為石英錶可供手工維修的部件變少，除了換換電池、改改錶帶，剩下頂多就是更換防水墊圈或是上油。加上石英錶的售價普遍不高，很多使用者會選擇直接汰換，而不會選擇維修。一隻石英錶的電池至少兩年才需要更換一次，換一次電池的費用不到美金十元，試問坊間鐘錶維修人員光靠更換電池要如何維持生計？也許是在龐大的生計壓力下，坊間開始出現一些不肖鐘錶師傅，當顧客拿沒電的手錶去換電池的時候，刻意推銷一些不必要的保養，藉以提高收費。更有甚者，當顧客拒絕保養時，會故意在原本良好的電路版上動手腳，導致原本只是沒電的手錶真正變成故障錶。

跟石英錶不同的是，機械錶的精準度是需要定時洗油跟調整才能維持的，加上大部分的機械錶售價較高，所以一般民眾對於機械錶的保養接受度較高。機械錶洗油的標準步驟是將所有機芯部件拆開，用溶液將每個零件上的油漬、灰塵及氧化部分清洗乾淨，並在各承軸部位點上潤滑油之後再重新拼裝起來。裝好之後再測試是否運作正常並做校時的動作。洗一隻普通的機械錶，就需耗時數小時，而測試時間更要一兩天以上。所以當坊間出現錶師傅用過低的價格承攬洗油業務的時候，就要思考是否背後的步驟有被省略。尤其在現今手錶逐漸從計時工具成為飾品的情況下，洗油考驗的不單單只是維修人員的校時能力，更是考驗著他們的細心程度。因為如何在這拆解過程不損傷錶的外殼與零件，在在都是考驗錶師傅的經驗與功力。

筆者常常在送修過程中，遇到全身珠光寶氣的顧客跟錶店的師傅殺價：「洗油這麼貴？算便宜一點啦，我汽車換油也沒麼貴！」。手錶部件精細，比起所謂的換機油，難易不可同日而語。或許是中文上「洗油」與「換機油」字面上相近，因為實際上手錶洗油的過程反而比較接近所謂的塘缸，畢竟換油是不用把引擎整個拆解開來的。筆者倒是非常建議對鐘錶有興趣的朋友，買一個便宜的機械錶或是機芯（便宜的中國製海鷗是個好選擇），實際體驗一下把錶重新拆開再組合回去。這就可以體會為什麼錶師傅洗一隻高級機械錶的收費如此，因為除了工錢，你買的是他的經驗、器材投資還有背後承擔的風險啊！

For thos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Chinese history, Heshen (和坤, 1750-1799) was an official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was favour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乾隆). However, what makes him famous (or infamous) was not how powerful he was, but the amount of wealth he collected through corruption during the years. Heshen probably is the richest man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not counting the kings). Although the total amount of Heshen’s wealth are still being debated, the fact that the total value of confiscated property after his death exceeded the sum of 15 to 20 years’ tax revenue of Qing government is acknowledged by most historians. How rich is that? In the 18th century, China was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Chines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ccounted for about one third of the GDP in the world. Currently (as 2015), the US is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ut its GDP is only about 18% of the world‘s. It is clear that China in the 1800s wa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sent day US in terms of economic scale in the world. The total annual tax revenue of the US government is about 5 trillion dollars (it is more in the recent years), so if Heshen lives in today’s world, his wealth can easily exceed 75 trillion dollars (USD$ 75,000,000,000,000), that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than what Bill Gates has. Of course, this might not be the most accurate way to estimate Heshen’s wealth, but at least you get the idea of what kind of richness we are talking about here.

A rich and powerful man, like Heshen, deserves the best of the worl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upper class Chinese people collected western timepieces as fashionable toys, Heshen was no exception. Heshen allegedly had a custom made shirt that used exquisite western gold alarm watches as buttons. If the watches Heshen used were high quality ones (very likely), then that is like someone uses a bunch of small minute repeater watches from Patek Philipe as buttons for his cloth. A button that costs more than thirty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the shirt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hottest topic for quite a whil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front of the shirt would probably be too heavy, the upstart behavior would also be ridiculed by the media. Heshen was well educated, but this type of behavior revealed the unique way of how Chinese people showing off their wealth.

A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would be: how much was a watch worth during that time? In the mid-18th century, a silver pocket watch was worth about 2 pounds sterling, that is about USD$180 in today’s value. In the 18th century, an ordinary English worker earned about one shilling per day, so the cost of a silver pocket watch roughly equaled to 40 day salary of a worker. How much was that in Chinese money?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Chinese monetary history, you would know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to answer because China used raw silver weight unit, tael (銀兩), as currency unit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 however, can convert that amount to the most popula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of the time, the Spanish dollar (real de a ocho). In the 18th century, two pounds sterling were worth about 74.8 reals, which equaled to 9.3 Spanish dollars. On the other hand, a Spanish dollar could be exchanged for about 0.7 taels of silver in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Therefore, the price of that silver pocket watch was worth about 6.5 taels of silver in China (just in case you are curious,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one tael silver in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 is about present day 200 RMB). The annual salary of a six-grad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45 taels silver, so that watch would cost at least two month income of the official (without corruption). Let’s put aside questions like why a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made less money than an English worker at the time, because we have not yet calculated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and import duties. Given the condi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English watches were highly sought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e silver pocket watch would definitely be sold for more than 7 taels silver in China.

Another great contribution from Heshen toward Chinese timepiece history is the discovery of th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紅樓夢).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ould never have existed without Heshen. Some historians even argued that merely this redeemed Heshen from all his wrong doings in his life. When Heshen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四庫全書), he discovered the scripts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石頭記, the original title of the novel). Although the scripts were categorized as banned, he was fascinated by the story, and eventually got the ban lifted to have the book published. Although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just a novel, the story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way of life during that period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s. In the chapter 39, Granny Liu (劉姥姥) revealed the fact that 20 taels silver were able to cover the expense of an ordinary family for one whole year. In the chapter 72, Wang Xifeng (王熙鳳) mentioned that a gold chime clock was sold for 560 taels silver. Just from the dialogs of those two characters, we were able to know that the value of a gold chime clock in the 18th century China can let an average family to live for over 20 years. Britain was already the world leader in the clock and watch industry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so, by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igh-end timepiece market in China was dominated by the British watch makers. James Cox (1723-1800) was one of them. After he entered Chinese market in 1765, he made over fiv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yes, that is 500,000 pounds in the 18th century) in just a few year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export of timepieces to Chinese market was extremely lucrative at the time.

Due to the high profit margin, watch merch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ushed to sell their timepieces to China, especially small items like watches. From captains to sailors, they all tried to carry one or two watches in their pockets so they can sell them or exchange for Chinese goods at the Guangzhou port.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supply and the raise of Chinese domestic watchmakers, western watches in Guangzhou were facing oversupply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traders were hit hard. According a report made by a translator in Dutch embassy in 1795, a particular gold watch that cost 120 livres (worth about 9 pounds at the time) were sold for only 22 taels (about 3.3 pounds according to previously mentioned calculation). However, even watches today have a wide range of prices. The timepieces at the time were all handmade; every single piece is unique. Also, many of them were traded for goods, or even for bribes, it is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the average selling price of a typical watch at the time especially when many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did not mention the detail of the watches. One thing for sure is that the cost of a watch at least equaled to the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of an average Chinese family, and sometimes even three to five times more.

When all of Heshen’s property were confiscated in 1799, the official record listed: 10 large chime clocks, 156 small chime clocks, 300 table clocks and 80 watches (another source indicated: 10 large chime clocks, more than 300 small chime clocks and 280 watches). At the time, the only Chinese port opened for foreign trading was Guangzhou port, whil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controlling most of the markets in the east. When Heshen were doing business with bot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anton Thirteen Factories (the thirteen authorized dealers at the Guangzhou port) over the years, he probably kept a lot of “goodies” for himself. From the above list, we can also notice one thing that is the number of clocks is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watches.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most timepiece collectors today, but the list truly reflected that fact that Chinese people in the 18th century favored clocks over watches. Clocks were hot commodity for paying tributes to the emperor or even brib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especially chime clocks or “singsongs” that have moving mechanisms with intricate details. Even now many Chinese people believes that gifting a clock is considered as an unlucky taboo because gifting clock (送鐘) and holding a funeral (送終) sound the same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as well). However, the superstitious peop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ompletely ignored that. It is clear that the clock gifting taboo did not exist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timepieces finally became affordable to common Chinese households.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if you received a clock with a value that can sustain your family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you probably would embrace the gift without thinking about any of the superstitious nonsense.